克洛德·佩尔   法国洛林综合技术学院教授

　　每个行业或专业都需要懂得由各自群体经过一段时间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技能。不管这些知识和技能是如何获得的，它都是培训过程的一部分，并有助于建立这个群体中的人作为个人特征及社会认可的身份。
　　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是经常被提到的词。把教育与培训区别开来，是因为教育是在义务教育阶段进行的，而培训是在这之后进行的。这两个阶段也就成为两个不同部门的责任。我们并不想强调他们的区别，而是要使培训这个词涵盖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参加工作之前的初始培训（initial training ）和之后的继续培训（continuing education）。而且，这两个部分在人们进入职业生涯的初始阶段就被一个鸿沟截然分开了。我们也用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 ） 这个词，但它不是指一个行业甚或是人作为一个劳动者的角色，它只是与职业培训（vocational training）相对而言有所联系。技术培训和职业培训之间的显著区别，在有些国家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对熟练工人的培训称之为职业的（vocational），而课程水平较高，特别是为技术专家进行的培训称之为技术的（technological ）。[另一个差别是语源学上的，同时也有其社会因素：法语中formation professional 被翻译成英语是职业培训（vocational training）甚或是手艺训练（craft training），而饮誉这种的professional(专业的)往往是指专业（professions）或工程(engineering)]我们却不想区分他们，因为在我们看来，培训课程经常是职业的，而且在现存的雇佣体制中，层次之间的差别也不很明显。我们倾向于用技术的（technological）这个词来指包括诸如机械工程或电力学科的技术性学科的学术性培训（academic training）,而且它并不指向于某个特定的行业，如车床工人或电工。
　　我们首先对历史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集中考察职业培训和雇佣之间的紧密联系，接着我们将对历史归纳出职业培训体系的类型学，最后我们指出当今世界的主要发展趋势，从而使我们能够证实那些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出现的问题，并尝试性地作出一些预测。 历史回顾传统社会里，知识是静止的，社会变革缓慢，培训并不正规，是在工作中通过练习而获得，经常是从童年开始并在家庭中实现。这种培训情况特别在农场和小商业中颇为常见。
　　在手工艺行业，师傅和徒弟的观念更为清楚，徒弟靠着看师傅如何工作获得该行业的知识。他们工作积极，在工作中会得到指导。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签订合同而正式确定下来，合同中规定了徒弟必须尊重师傅，有时还包括由徒弟家长为这种培训支付一定的费用。
　　19世纪中叶，在欧洲扣北美出现的工业化工厂引进了一种全新的雇佣组织形式。为了使得一大批人，主要是从乡村招来的工人能够很快适应工作，一个严格的、等级制的和机械化的组织就产生了，对工人传授很少的信息，也很少需要培训。物理学这一在工业革命中占统治地位的科学，认为世界是机械性的，并把物质也看成等级化的和不可区分的。
　　工作的"科学"管理，亦即泰勒主义(taylorism)和福特主义(fordism)，使大规模生产的时代成为了可能，生产和消费的形式都是标准化的。工作的有效实施仅需要劳动掌握最低程度的普通教育：读、写、算。学校负责提供这些基本的教育，而所需要的极为有限的职业培训则在工作中很快就会获得。 管理人员很少，被分成两组。一组是工头，他们从工人中选出，从此因为不同的工作、权利以及与整个体系的紧密联系而与工人划清了界限。另一组是工程师，他们的社会和种族出身与前一组是不同的。他们受过更高层次的教育，虽然承认他们是技术方面的，却拥有一种不同的权利，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
　　与此同时，以管理和商业为主的第三产业逐渐发展起来，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非对称的交换：一方提供原材料，而另一方提供制成品。这里的组织形式不那么严格，但仍然受到劳动分工和泰勒主义的影响。必要的培训也是一般性质的，但比起手工劳动所需的培训要稍微高级一点，所以也就使白领与蓝领工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合法化了。技术要求是很基本的，而且相互之间差别明显，如速记、打字及会计，然而这类技术需要组织专门化的课程进行传授。
　　这些专业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社会特征。它们的组织与手工艺行业颇为相似，但对其员工的培训却是完全不同的，已经提升到大学层次。
　　事实上，社会已经被分成两个部分，人数较少的主要靠世袭的精英(工厂主、工程师和自由职业者)，以及人数较多的农业生产者、工人、职员、小商人。教育体制也体现了这种两分法，存在着两种类型教育，而且两者之间的界限很难跨越。小学教育是为大多数人准备的，用一些提高性的课程培训职员和公务员，中学教育则是培养精英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发生了非常不同的情况。社会重建的需要、城市发展、政治变革（特别是反殖民主义和各个国家要求独立的愿望）、各种问题和人们意识日益加强的全球性、技术革命走向计算机时代和电子或物理通讯，这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国际生产和贸易的急剧增长。
　　从社会组织的观点来看，第一个后果是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也愈加复杂，信息的传输也更为容易和经济。就业变得多样化了，而且新的就业形式出现了，在管理人员和底层工人之间出现了一个中间层：技术员、高级技术员、销售人员，等等。同时，国家的作用更为强大，行政管理日益复杂。在西方国家，自由主义和国家控制之间建立了新的妥协。
　　因此，对劳动力的需求不仅增加了，而且也变得更为多样。企业试图占有一个经过培训的劳动力资源库，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增长且富有灵活性，而培训和就业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和更难以预料。经济的发展和工作的多样化使社会的流动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信息发展使得人们能够接近这种流动性，现在他们在计划自己的生涯时更加小心。一个人的工作比以往更成为个人身份的一部分。妇女的就业率在增加，但她们的工作没有男性的工作那么多样，且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
　　生产力的观念深入人心。人力资本经济理论及其分支学派，参见布隆代尔(Daniele Blondel)在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1993年9月)：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the present state of economic analysis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职业培训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它掌握着我们国家未来的钥匙，公共权力机构不能忽视它。
　　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对教育的需求，增加了学生的数量，以及教育体系的更加多样化[参见Reflection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Paris,UNESCO,1985。特别要强调的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已经作出了显著的努力]。职业培训需要一种机构的基础及其多样化。它获得了一种特殊活动的地位，可确认为如同企业内的一个新的功能，或是由外部特定机构所提供的某种东西。此外，这种培训也不再局限于在参加工作后立即进行，因为产品、生产技术和技能的飞速发展使得培训成为永久性的，贯穿于一个人的整个工作生涯。人们如何在这个不断充满各种机会的教育和培训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法，同样成为一个越来越尖锐的问题。
　　大多数国家在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出现了经济和文化的危机，失业也就成了一个主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已经影响了工业化国家并在发展中国家正变得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工商组织和公共服务以及国家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审视，因为人们开始认识到危机的性质越来越复杂，而且就业机会主要是由小企业创造的。信息传输的进步再一次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事实上，由于等级制组织(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在其他方面缺乏灵活性，所以再也没有理由推崇这种组织形式是传播信息的最为经济的方式。现在有可能去采用那些更具适应性的组织形式，因为它们涉及更为密切的个人参与，而且是在较高的水平上制定目标，而把层次较低的事情放在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并有待评价。这一趋势使生产的组织脱离了泰勒原理的模式。
  　失业促进了教育和培训的发展，从而使公众更快地意识到这种发展并使其更具不可逆转性。不管充足的资源存在于哪里以及人口环境是否允许，教育和培训有一种扩展，甚至是爆炸性增长的趋势。一些经济部门将教育和培训理解为一种神奇的解决方法，一些个人认为它是防止失业的保险政策，而公共权力机构则认为它是进一步延缓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的方法。女性比男性受失业的冲击更大，而女童教育则比男童教育发展更为迅速。更重要的是，那些在成年之前就离开学校教育且无技能的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正变得尤为尖锐。 不同职业培训体制的共存以上对历史发展的描述显示出职业培训的复杂性和专门化。这种发展留给我们几种不同的培训体制，它们不仅共存于不同的国家，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中共存，以满足不同的需要。因为这些体制之间变化较大，所以对它们进行分类并不容易。
　　职业培训的时期，也就是它能被清楚鉴别的时期，是普通教育与就业之间的一段。职业培训体系是处在教育体系和生产体系之间的，所以就出现了三个分类标准。
　　培训和就业状况的相近性
　　当年轻人在就业的同时伴随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普通教育后的在职培训(或什么都没有)，培训和就业的情形就会同时发生。这是一种最古老的体制，而且毫无疑问仍然是最广泛的一种。它被称作非正规的体制，它涵盖了传统的无需太多普通教育的农业，以及在许多国家出现的手工业和商业学徒制。这里不是指那些其员工在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后一生都在企业工作的现代日本企业。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职业培训是正规的，因为培训和就业的时期和身份都是能够区分开的。然而，这种区别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很清楚，而且在培训期间参加生产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如有的是订立合同的师徒关系，也有在企业有一定工作经验后又去学校接受培训的。
　　普通教育的作用
　　普通教育和职业培训可以是前后连续的，或者部分可以同时进行。在前一个例子中，特别是在非正规的体制中，普通教育在职业培训期间并不持续下去，而在后一种情况，与职业培训相联系的普通教育是在另外的时间进行的。职业培训的时间可以从德国的每周几个小时到美国体制中的普通教育外加职业培训模块(vocational module)。如今最流行的趋势是越来越重视普通教育的作用。
　　培训的责任
　　这主要与企业或者与教育体制有着联系：企业也许负起全部的责任，例如在非正规的体制中。企业也可以与外部机构联合进行，比如德国的双元制，这种体制可溯源到古老的手工业师徒制以及工业化早期对员工的培训。在这种体制下，企业首先负有责任。企业可以借助其他力量来共同承担这个责任，这在企业太小而没有自己的培训部时尤其如此。反之，企业有责任在企业内部成立一个培训中心。
　　培训可以完全委托给自治的培训中心。这种安排在拉丁美洲特别流行，如巴西全国工业学徒关系部(National Department for Industrial Apprenticeship)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它的培训中心是在政府、雇主和雇员这样的三重基础上运行的。职业培训还可以委托给私立或公立的职业学校。培训中心和职业学校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但职业学校却与教育体制保持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促进了普通教育和职业培训之间的联系。这是欧洲大陆最普通的一种类型，而且已经传播到世界的其他许多国家。
　　职业培训可以与普通教育在同一所学校中进行，不管它是作为个性化的职业系列还是成为普通中等教育组成部分的模块课程。这种做法在盎克鲁--撒克逊国家中可以见到，技术选修课的引入与普通课程合为一体，作为非正规职业培训的前提，这也是考虑到普通教育对于当今职业的重要性。
　　正如前面所说，在一个国家里可以发现有不同的体制。这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年轻人可以成功地完成一种以上的培训。更重要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继续培训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而对适应能力强的劳动力的需求使继续培训日益显示其必要性。这主要是企业的责任，但企业则经常与外部机构的专家或学校就这种培训进行协商。尽管许多国家同时存在着各种体制，但事实上作为一种普遍规律，总有一个体制是占主要地位的，例如德国和日本的全日制职业培训，或者是法国的学徒制。而其他不占主导的体制满足了一些特殊的需要，并有助于弥补主导模式的不足。特别是太多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失败以及他们过早被教育体制排除在外的问题，希望通过职业培训予以解决，以便减少失业。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在企业的参与下制定了具体的方案，以满足这一紧迫的需要。英国青年培训方案就是这样的例子，成为学徒制相当程度减少后的一种必要的非正规体制。
　　主要的趋势
　　在经济增长时期以及紧随其后的危机时期，我们从一个以能源为基础的社会走向一个信息和通讯的社会。这并不意味着能源问题已失去重要性。然而，它们自身可以通过求助于信息和通讯技术得以解决，不管其目的是节省能源还是要采取金融的、政治的甚或是军事的行动。在工业革命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是物理学及技术之衍生物的力学。这些是物质世界的科学，然而在发展时期，生物学以及作为计算机技术之衍生物的信息学发展了。与物理学不同，生物学强调多样性、环境和不确定性，从而强调适应和协调。信息学不太像信息科学那样是一门计算机的科学。如同力学一样，它很少研究设备，却像数学那样，更多的是推理，只是它的推理是通过程序进行的。为了给这个非物质性(immateriality)取个名字，甚至需要发明一个新词，且用相对于硬件的软件这个词。另外，信息学带来了现实模式的建构，与柏拉图模式相近的智力模式。建立模式的现实包括了人类组织，甚至是人本身，所以现在使用了"人工智能"这个词。
　　现代技术比起它们的前辈来，在更大程度上进入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成为世界的统一性的一个因素，即便这个趋势会使我们的文化变得贫瘠。
　　第二个重要的趋势是技术发展。技术发展与科学的发展及思想的进步一起，已经对工作和就业的组织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自动化带来了工人和机械之间新的分工，生产一定量的产品，所需的劳动力减少了，重复性的任务减少或完全没有了。这首先在工业领域，然后在服务业(或第三产业)，甚至农业中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早期人们必须遵守规则(如在生产线上)并予以重视。现在他们越来越需要在一个控制台上，或在金融分析甚或是农业市场出现倒退时，对未曾预料的情况做出反应。
　　另一个影响可以在服务业的发展中看到，在影响人和人类群体的行为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今的自动化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充裕的时间。
　　国际性劳动分工的一个变化以及经济日益体现出来的国际性质，因为电子和物理通讯的迅速发展，也已成为了可能：经济活动的地点不在受限于原材料的获得，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与劳动力的多少、成本和培训有关。
　　为了面对包括农业在内的每个领域中的竞争，创新性和灵活性变得越来越重要。
　　商业组织正在发生着变化，等级化的金字塔变小了，决策开始分权，实施层的责任更重了。
　　第三个趋势是深刻的变化正在开始影响着每个国家，虽然这些影响是逐步被感受到的，而且它们不可避免地要求雇员具备新的品质：每个层面的员工都要有批判性头脑和责任心；在空间和时间上具有独立性；运用知识来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具体到抽象及从抽象到具体；不同语言的象征及其使用；推理；团队合作和交流的能力，以及创造性。如今，社会期望每个人都拥有这些能力，而在以前这些是高级管理人员的特权。首要的关键词是适应性，也就是对日常工作中的意外事件作出回应，或是处理技术和组织变化的能力。
　　所有这些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变革都对教育和培训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首先是在经济发展的年代，接着是在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时期。对教育进行投资并提高培训的标准，这是企业、公共权力机构、家庭和教师已经形成的一种共识。这一点在经济需求、社会抱负以及寻求个人解放的教育意识之间确实达到了真正的融合。
　　然而，今天看来这种共识并不能解决持续的危机和日益上升的失业。提高培训标准的观念太模糊，不能满足经济的要求，所以我们发现在这里或那里，与高失业率并存的是对劳动力供给的不满；社会流动已不是以满足越来越多的毕业生，这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尤其如此；当技能缺乏者的人数下降时，对他们的排斥就变得更为严重。最后，我们正逐渐意识到这一共识是建立在一种误解之上的，因为经济的需求实际上是要教育和培训达到更高的标准，但是这只适用于那些能够而且希望雇佣他人的人。然而，这些人的数量在下降，而且他们对社会流动的展望并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这种误解在那些在普通培训中失败的年轻人的例子中显得特别明显，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贫困家庭。除非我们多加关心，否则教育的扩大甚至会拓宽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他们二者不可能从教育中获得相同的利益。由公共权力机构所决定的社会需求，在于要求职业培训能为失败者(good failure)提供第二次机会。在有些国家，这种情况正波及到那些只接受过平均教育水平的人，而他们似乎并不适合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纵然这种态度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它仍然贬低了职业培训，而且不会对经济的期望作出反应。
　　总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变化过程。它力图使工作不那么费力，但需要人的更多的主动性和责任心；人力资源比以前显得更为珍贵。然而与此同时，工作的作用受到了怀疑，工作在人的生活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也许平均要少于5%的时间，而且未能得到很好的利用。
　　我们从这些发展中可以得出这样的总结：我们已从一个不需要太多正规培训的静止的世界，走向一个发展的、具有相互影响和复杂的社会，然后进入一个不确定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
　　为了不确定的未来的培训
　　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的活动，在其涉及培训，尤其是有精确目标的职业培训时，就成为一个特别微妙的问题。事实上，确定和实施培训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时间也许需要10年之久。而且，它要为一个人将从事几十年的职业作准备。所以，培训必须能够协调好初看起来小有矛盾的两个目标，亦即对现有的工作种类的适应性和将来当企业和工作发生急剧变化时的适应能力。大多数国家的趋势是放弃过于专门化的培训课程，而将不同的课程组合在一起。
　　另外，对未来进行预测，即使是短期的，虽不是不可能，但确实困难。比如当某种特定的职业突然发生变革的时候，即使能够预料到工作机会将向什么方向发展，但仍然需要知道这些工作机会是否会对年轻人、对失业者或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开放。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当有招聘的时候，年轻人只占很少一部分。
　　如今，我们知道培训和就业的关系不能被看作一个供方与顾客的关系。它远远地超出了一个交互影响的问题，工作的组织取决于那些可能招聘进来的人。例如，泰勒原理是对利用大量通常是文盲的农民进入工厂劳动的需要所作出的回应。泰勒原理的最终结果是，和其他有些因素一样，对受过更好培训的工人的心理造成不协调。
　　考虑到所有这些原因，再也没有一个人相信可以设计出各种模式，精确地指出未来5年内每个专业所需培训的人才。然而，市场力量的规律本身也是不可行的，因为教育和培训的时间通常是很长的。对培训来说，仅有的选择是重视劳动力的适应能力。这对所有部门的熟练工人来说，都是一个相对新的要求。这里提供两个补充的解决方法。上面所讲的每种工作的横向技能(transverse skills)必须获得。
　　第一个方面就是加强普通教育，这在当今已成为职业培训的首要形式。超越机械获取的有效的基础知识培训至为关键，这一点现在显得尤为明显。作为第二步，基础的普通教育可以包括一个技术的部分，使学生了解一种技术文化，从而使得所有人都熟悉技术。
　　第二个方面在于贯穿个人的一生的继续培训。初始培训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教会每个人学会学习来实现这种可能性。现在所需要的是用一种综合的方法，思考终身培训可以包括哪些内容，使初始培训和继续培训形成一个连续体。
　　我们因此得到了这样的安排，它包含了更好的普通教育，之后是为首次工作而进行的培训，再就是根据企业和个人需要而进行的继续培训。然而，这种安排碰到了三个困难：首先，失业的情况使第一份工作更加难找。其次，通常的学术培训不是用来使学生能够获得所需的横向能力的，所以，应该对这个目标的观点以及方法，而不只是项目进行重新思考。最后，存在着这样的冒险，即坚持普通教育的高标准会对为所有人的培训，特别是那些处于不利社会背景的人的培训造成阻碍。
　　这样，在职业培训课程之前延长普通教育的做法，甚至是在完成了高等教育之后才进行，乍看起来很吸引人，但仍值得商榷。它可能导致普通教育中的职业训练部分被遗忘或忽略，它提出了普通能力和职业技能之整合的问题，而且它使那些觉得自己很难获得学术能力的人处境不利。也有这样的例子，即职业培训也许确实能够促进素养培训，这在成人中尤为明显。
　　重点不是为就业而实施的短期课程，而是应该放在基本培训之后的职业培训和普通教育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的若干年中。这一建议与教育科学提出的在活动中积累知识的观点颇为吻合。这一时期的培训也许在一个主要为学校型的培训体系中实施，比在一个企业负责制的体系中实施更为容易。而且更应当在一个专业已清晰划分的学校体系中实施，这样就能成功地将普通教育和职业培训联系起来。如今流行的趋势是为了一组职业作准备，而不是为了某个特定的职业，这样就增加了适应性。然而，倘若从这一职业核心(vocation alnuceus)出发，视野可以扩展到涉及相邻的职业并形成横向的可迁移的技能，培训也就可以为了某种特定的职业而进行，而这种职业是与培训机构联系密切的企业所需要的或是受训人员已被雇佣的工厂所需要的。这种教学技术可以促使那些在普通教育中遇到困难的年轻人获得成功。
    然而，关于这一中间期以及它与普通基础教育的关系，还留有许多问题：达到不同的资格水平有哪些途径？在各阶段的早期，它们必须分流吗？是否需要连接它们两者的桥梁？学生的入学人数如何调整？怎样确定内容、课程和计划以及培训如何被确认和资格如何被认可？何种资源应该用于职业培训及谁来提供经费？
　　途径
　　教育中有两个危险。一个方面是过早的分流，比如划分进入大学和做普通工人或职员的专业。这就加大了最初可见的差别，对学习较慢的人，特别是那些社会处境不利的人没有益处。它成为再生现存社会等级的一种工具，这种做法也许能够避免冲突和挫败，却没有最大可能地开发人的能力。另一个方面是对所有人进行同样的教育，因为这种教育否认差别的存在，所以它不能很好地激发各种不同的学习动机，而最终使那些最能模仿教师的学生获益。这样做可能导致学生不能成功，如同他们在分流体制中一样，而且也许情况全更糟。这样做还会危及到培训的质量。
　　每个国家必须在这两种危险中选择一条途径，要根据自己的历史和教师的能力以使不同的群体获得成功。有理由相信，历史趋势和社会需求将延缓学生的分流，如到义务教育阶段结束，通过不同体系之间的连接或模块体系，在同一个班级进行差别教学，从而避免使一部分人没有退路。
　　职业培训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它与企业的等级制组织相联系。企业有各种不同水平的任职资格和职位(不熟练工人、熟练工人、技术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工程师)，而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就是将普通教育的年限作为他们所受教育的最为重要的特征。随着一个人在这种等级体系中上升，其职业培训的时间甚至可以更短。而且，继续培训将倾向于为那些巳获得较高位置的人而保留。这种"分流"(fractional distillation)不可避免地导致职业培训在与普通教育相联系时更加没有价值，因为在每个分支，接受职业培训的人的职位都低于那些继续接受普通教育的人所能期望的职位(见图1)。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建立可以使人进入的真正的职业系列，重要的是，在各个不同的阶段都可以回来进行继续培训，正如拿破仑所说："让每一个士兵的背包里都有一个元帅的指挥棒。"
    学生流量
　　然而，职业系列的教学组织颇为复杂，要考虑需要做些什么来达到从低一级的资格进到高一级的资格。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手工艺行业或专业，所要求的尤其是专门化和更深入的知识。现代工业更倾向于一种拓宽的职业培训。这样才能走上管理和检查的岗位，行使规划和决策的功能，而这些都需要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有更大的自生性。有些方面的知识和专门化技能会变得多余，有时甚至可能成为学习的障碍。有必要去发现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和专门化技能去扩展一个人的技能。当培训发生在专业人员原先的水平较低而其技能需要拓宽时，或者当一个接受了普通培训的人现在需要专门知识时，这种情况就更复杂。
　　在确定了途径之后，关于分配学业流量的问题就提了出来。职业系列的模式也许有这样的弊端，即鼓励人们没有明确目标地继续学习，而这种学习并不符合经济的真正需要，而只是满足了那些继续在校的学生的需要。当年轻人的失业率较高，而企业又没有适当的报酬和晋升机制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如果放弃学习就会导致比继续学习的人收入更低、工作更费力且乐趣更少、前途灰暗，而且更加面临失业的危险，那么还有什么真正的选择余地呢？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引入其他的标准，如提高学习费用，使课程符合需要或使选择严格。
　　然而，其他的模式也存在同样的缺陷，如用"放弃普通教育而进行职业培训"来代替"放弃学习"。实际上，社会矛盾才是职业培训之困难的中心问题，而许多对职业培训贬值现象的抱怨是矫饰的，他们所批评的现象只是年轻人及其家庭获得更好信息的结果。当然，一些人喜欢分期的分流，而这种分流是以假定的教育(但实际上是社会)标准为基础的，这样当分流发生时，就可能对这些信息予以限制。
　　市场力量可以对学生入学的问题产生部分的影响，而企业同样也有解决问题的部分方法，只不过各国之间公共权力机构干涉的程度有所不同。公共权力机构和培训机构还有责任确保年轻人及其家庭适当了解不同培训课程和渠道所能提供的前途如何。　  培训的时间越长，提供这种信息的难度就越大，因为就就业机会而言，实施课程的决定并不能产生即刻的影响。因此，有理由认为在以企业为基地的培训体制(如非正规培训或师徒制)下，市场力量能更为有效地运行，因为企业是根据对劳动力更新和发展的应对政策来调整它的培训计划的。而且，年轻人一旦进入某个企业，他们几乎与其地位较高的同事一样被安排在很好的位置上。所以，这类培训体制对年轻人的就业相对而言就更为有利，德国的"双元制"似乎证实了这一事实。
　　但是，企业仍然必须有能力预测未来，危险的是：受培训的人口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波动，所以培训在经济危机时被忽略，尔后就很难再恢复。所以，当师徒制在一个体制中占有统治地位，而这一体制与持久的经济困难共存时，职业培训的崩溃在所难免。
　　另一方面，以学校为基地的培训体制，更能了解并感受到年轻人的需求，而不是主要取决于经济的不确定需求。所以，这种体制跟不上就业市场发展的步伐的危险更大，在高失业率时期或平衡时期的不必要岗位上，培养了太多的高层次的人才。但是，它与经济循环的联系较小，甚至可以在就业不足的时候，通过延长教育的时间起到暂时缓冲的作用。这种情况在近几年中发生过，但也不可能无限制地继续下去。
　　内容
　　给不同的职业或职业组确定培训课程内容总是很困难的。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观点，而形成一种企业文化已经变得很重要，但企业之间存有很大的差异。各个企业在技术现代化和结构现代化方面处于相当不同的阶段，而培训可能确实具有带给他们尚未拥有的技能的价值。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鼓励工人流动是重要的。专业性组织应该了解它们所代表的企业的需求，但是这些组织经常是远离企业的，或者仅仅代表着一些最大企业的观点，而且并不总是这些最大企业在招聘年轻人。另外，必须不仅允许雇主，还须允许雇员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但这一点往往更难。
　　在欧洲和北美的许多国家，确定培训内容(课程、大纲、参考资料)的技术已经得到发展。这些技术是以分析每个职业或工作岗位要完我的任务及培训应该传授的技能和技巧(知识、技能、态度)为基础的。非常实际的困难就会出现，因为企业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其结果是职业或工作岗位在现实中只是个抽象的东西。另外，对泰勒原理中的组织形式进行分析是最容易的，但这种形式正在消失之中。在如今这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再那样做就会导致过于简单化，尤其是把重点放在技巧上。更重要的是，除了通过推测过去的趋势以及比较存在于所有不同企业中的情况，它以现有情况为基础，却很难预测到未来。它很容易面临牺牲灵活性的危险，或在寻求灵活性时加上一些不必要的"仅仅是万分之一可能"的内容。最后，这种方法很难设计出拥有几个层面出口的专业系列，而每一层面的目标并不只是直接指向职业的，也包括了继续更广泛的教育。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将以职业目标为基础的入口与以所授学科为基础的入口联系起来，也许是有价值的。一些不同的工作领域，如机械工程、电力、管理和信息学等，可以分享一些技术。就在最近，它们共同产生了一门称之为人工科学(artificial sciences) 的学术学科。它们的目的不是要去理解一定的数据，如同那些较传统的科学所作的那样，而是想通过将硬件、智力和软件部分联系起来，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方法论扮演了一个基本的角色，它们在一段时期内，围绕打法以及部分之间的联系，超越技术层面的发展，从而使它们通过功能分析而达到系统方法并揭开黑匣子。正这个意义上，学习这一学科可以促进灵活性，并且为职业培训渠道提供了支柱。根据这些学科而组建的一系列培训课程，可以作为尔后职业专门化的基础，可称之为"技术教育"(technological education)。
　　显而易见，对内容的决定不能是一种临时准备的活动，而且是需要时间的，这就与培训体系必要的灵活性不相称了。为了有效地完成这个任务，雇主和雇员的代表必须得到教员和课程专家的协助。这应该是一个国际合作的领域。
　　对培训内容的选择是与培训的论证和资格的认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需要雇主、雇员工会和教员之间这行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一致意见必须覆盖相当的地理区域，而一种非正规的培训体系在这里会遇到困难。地方一级的认可是不够的，在有些情况下即使国家一级出不够。在那些人口流动相当显著的国家之间，就提出了文凭和资格互相认可的问题。
　　资源和财政
　　职业培训的一个障碍是所需资源的规模。它比普通教育要昂贵得多，但培训费用的增加受到了人口的限制，许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其他社会经费如医疗部门所需的费用下降(S.Peano, The Financing of Education Systems,Paris,UNESOC,1993)。因此，提供基金的人面临着两个诱惑：第一，仅仅重视普通教育--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但可能将一部分人从可以得到的培训中排除出去；第二[S.Heynema, The Financing of Education,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1993],把职业培训限定于现在认为是绝对必要的水平，尽管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不可能知道什么才是必要的。因此，拥有一个规模过小的培训体系是有风险的，从长远来看将导致没有发展和缺乏竞争力。
　　在这里遇到了两个互为矛盾的方法。一种方法把职业培训看做是对未来的投资，将这种观点看成是基本的立场；另一种方法则对投资是否可行表示怀疑，并举出一些不可行的范例。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方法都有道理。讨论中的投资或许是非常有效益的，但从严格的经济学观点来看就不能确定了，就像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的一些长期投资一样。
　　如今我们对所需的投资以及投资方式有了进一步的分析。两个主要的支出项目是人员和设备。在世界许多地方，职业培训的教师人数很少，远不如普通教育体系中的教师人数，而且他们自身的培训既十分困难又成本甚高。培训所用设备也是昂贵的，而且技术进步又很快使这些设备过时。
　　由企业负责的培训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因为他们能从自己的员工中挑选出教员来，而且可以利用自己的设备。然而，这种优势也许没有它初看起来那么确定。教学不能是一个临时性的专业。一个优秀的工人或优秀的工程师并不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师。使用现代生产设备的企业并不热心于让他们的学徒运用他们。企业更乐意运用自己的场所和设备来建立自己的学校。当培训是由外部提供时，外部机构能够与企业进行人员和设备的交换。最理想的是，交换是双向的，企业人员通过教学为学校做出贡献，而学校教师则为企业员工提供继续培训。学校偶尔会利用企业的设备，但也会有自己拥有附近企业所没有的设备。　　  不管选择什么样的体系，企业作为职业培训的受益者必须对培训的财政做出贡献。然而，当工人的流动性增加并证明是进步的一个因素时，运用这一原则就成为一个微妙的问题。此外应该记住，培训，即使不能说是对整个人类，也是给整个国家带来收益的一种投资。当职业培训和普通教育如同我们所建议的那样结合在一起时，运用这一原则也就成为一个更为微妙的问题，这在一个集权的教育体系的国家中尤为如此。继续培训看起来会比初始培训容易一点，尽管这可能会在来自不同企业的工人中出现不平等的危险。
　　合作伙伴
　　在对职业培训所面临问题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两点。首先，没有一种体系是明显地优于其他体系的，尽管显而易见的是，非正规体系既不能促进已受过培训的人员的流动，也不能促进普通和职业这两种培训的整合。所以，当这些基本问题尚未搞清时，对组织方面的争论就是第二位的。在任何情况下，当我们走近一个国家的主要培训体系并对其进行考察时，我们发现，培训体系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就很难对其进行探究。此外，培训方式的长远变化要证明是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而日，选择并不总是存在的。例如，如果仅仅将一个企业吸引到一个地区，就有必要为职业培训作出准备，即使这里还没有成功的企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培训只能在学校体系中进行。
　　关键的一点是要确保在培训机构、雇主、雇员工会和公共权力机构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为了使这种伙伴关系更为有效，就必须在不同层面上作出安排：国家和国际上对培训内容的确定和文凭的认可；国家或略低一级机构在学生入学人数方面的行动及与培训入门相关的政策问题。最后，实施必须是地方安排的，为此目的培训机构必须有充分的自主权，限制只是在文凭上需要官方的认可。伙伴关系必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本身可以代替规划，因为规划在我们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已成为不可能了。
　　如果培训体系主要是以学校为基地的，伙伴关系中的一个要素就是在培训课程中要包括工作经验的部分。除了对于尔后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真实工作环境的学生的明显好处外，培训机构还应意识到当前的趋势并帮助学生去模仿，假如某种培训体系是与不同学校建立联系的话。伙伴关系中的其他要素包括教学人员和设备的互换，甚或是企业与学校订立转包合同。
　　结 论
　　就业与职业培训之间紧密的相互关系对于同时考虑这两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如果缺乏职业培训能导致就业的确定性，提供职业培训看来甚至是毫无意义的[1991年，世界银行在其关于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总的政策文件中强有力地提出了这一观点。另请见J.Middleton,A.Ziderman和A.Van Adams (Skills of Productivit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天津大学出版社为世界银行出版，1993]。
　　在国际化、自动化和一种"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意识的影响下，今天许多国家的就业问题已陷入一种深深的危机状态。工作不再是一种诅咒，而正成为一种特权。也许现在我们已经走出财富拥有者和工人之间的冲突状态，但这种冲突却被一条鸿沟所代替，其危险性不比以前小，而必然更为广泛。这一鸿沟存在于那些能够参与这个媒体充斥的世界的人与那些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人之间。后者占了这个世界的人多数，而且数字还在增加。就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仅因为它能带来收入，维持生活，而且因为它提供了社会的一个职业或岗位。
　　对就业问题的可能反应集中在三种观点：分享工作、经济的重新增长和新职业的开发或某些己消失工种的重新开始。其中的每一项都需要加强职业培训。那些有高水平成就的人，不可能会与其他那些没有这种水平的人分享工作机会。在当今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要发展就需要经过良好培训的工人。新的职业，只有当那些追求它们的人真正有能力提供服务时才会出现。因此，目的不再仅仅是为已经存在的就业种类培训人员，培训的目的还必须包括创造新的工作。
　　第一种观点，分享工作，主要在富有国家较为适当。如果把另外的两个看作是将人本主义的巨大需要与满足这些需要的途径和谐起来的话，它们也就会互相重叠。经济增长如果要持续的话，就必须增加就业，而且必须真正地满足需要。人力资源的珍贵本质必须严肃对待。我们给企业规定的目标必须不仅仅是提供商品和服务，而且要提供就业机会，以此在服务人民中促进经济。这是观念的一个重大改变，而且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公共权力机构对此负有责任，但从小型的家庭工厂到最大型的跨国企业的活动范围，需要一种各个层面的合作：地方的、国家的、区域的和全球的合作。
　　地方一级是很重要的，因为很难想象这种解决方法可以主要从外部获得。培训是隐藏在经济起飞后面的主要驱动力，而且它必须是一种能够给予人们做企业家的欲望和能力的培训。另外，在任何的水平上，培训都要与各种规模的企业有着合作伙伴关系。它成为提供给企业的部分资源，而且是企业本身能够提供的部分服务。
　　然而，如果没有工作机会，或数目不够充分以及直到新的职业形式被开发出来，每个人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问题就会出现，最终也就是人们能否有尊严地和平共存的问题。培训在这里也能发挥作用，只要普通教育和职业培训整合为一个系统，为个人、公民和工人提供综合的培训。重要的是，社会的凝聚力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统一性的共享文化能使人们共同生存、共同劳作，而多样性则使他们相互区别并相互给予。任何人都不能长期处于统治地位。每一个人都必须有机会拥有他能发挥主动性以鼓励他人思考和行动的领域。普通教育主要强调文化的统一性及其传播，而职业培训正是确保了相异性，完成了人的社会区分，如果它不把自己局限于保护过时的成绩，而是允许时间和空间上的自治。所以，全球性的培训的目标不仅仅是为就业作准备，而应当在未来予以适当地拓宽。
　　每个人都有接受基本素质培训的权利，能够熟练地运用文字，因为这是思考的重要工具，这个权利现在已经得到了肯定，那么，为什么2l世纪不应该也确保职业培训的权利？这是每个人在其一生中的行动工具，不仅仅是为了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取得进步，而且将成为个人身份和社会生活的范畴。

    来源：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